聚焦农民新质与农村蜕变韩永明近作论(2)

进城后开始自我反思，是韩永明小说中的农民主要精神内核。但是，韩永明无意以此来概括他所理解的所有农民。韩永明认为当下的乡村小说“一般是三大类：一是写乡村文明的溃败，一是写田园牧歌。还有一种是写乡民在时代挤压下的下艰难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的苦闷等等。”而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现在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他所理解的复杂性在农民进城返乡的主题上有所反映。在韩永明的小说中，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确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改造，因而《作劁》中的朱驼子、《桃花丘》中的小芹等人都在进城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韩永明并没有止步于此，展现农民进城后返乡，将现代观念带回乡村并重建家乡是他小说的主要内容。在韩永明看来，乡村正处在时代巨变中，它“不再是简单农耕文明，时代很流行的一些因素，源源不断地进入乡村，正改变着乡村人的行为方式和观念。”。这种创作理念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春天里来》中的夏香久要种老品种小籽黄，相邻土地的魏长子要种新品种良玉。而良玉会影响小籽黄授粉，夏香久与魏长子谈判不成、向丈夫许汝三求助失败。雪上加霜，夏香久身患癌症。因病进城修养时，夏香久恰巧从病友那里得知了原生态粮食在城市中的巨大市场，返乡后便带动了曾经沉迷打牌、无所事事的乡村妇女一同种植小籽黄玉米。魏长子的妻子也受夏香久影响，返乡种植小籽黄玉米，说服了魏长子捣毁良玉；许汝三也一改反对姿态，支持种小籽黄玉米。邻里矛盾、夫妻矛盾因此得以化解。夏香久进城后学得新技艺、掌握新信息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更带动了其他农民从懒惰度日向有计划、有目的的科学种田转变。这种农民返乡建设家乡的模式在《桃花丘》中亦有体现。小芹被误以为踩了四婆家媳妇的奶而引发了四婆孙儿的死亡。在遭人误解、双亲去世后，小芹便进城闯荡。多年后，小芹返乡，在家乡投资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虽然小芹和夏香久选择进城的理由是不相同的，但是，她们进城后返乡选择重建家乡的决定却是相同的。韩永明笔下的农民，在遭遇了乡村残存的前现代因素后，选择进城汲取现代观念，并在现代意识的指引下，返乡调整生产体制、重树文明观念。而这之中，其实还隐含着韩永明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更为深层的思考。小芹离村进城的主要原因是四婆的迷信，而她离城返乡建设农产品基地则是现代化文明改造的结果；夏香久与魏长子的矛盾是因为前者坚持市场看好的承传老品种、后者相信改进的新品种，两者的碰撞便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乡村文化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近一个世纪文学历史叙述中得到部分揭示的同时，却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越发显得扑朔迷离。”农民的进城与返乡实际上是协调传统与现代相互关系的一个侧面，在《秀吃》《作劁》《无神村》《栽秧饭》等小说中，这种乡村文化“扑朔迷离”的复杂性更具层次感。韩永明通过书写农民在现代化潮流下的不同选择，从不同的维度对传统与现代纠结下的农民与农村作出阐释。

农民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处理乡村与城市空间上的留与走的问题，《秀吃》《作劁》是《乡音志》中的两篇短篇小说，除了同为笔记体的书写方式，在留守与出走的主题上也恰恰形成了一组对照。《秀吃》中的满堂好不容易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学会了打铁。然而，当他面对打铁一无是处、外出打工潮带来田荒的现实情境后，他选择留守在乡村承包土地、饲养牲畜。既保全了土地的合理利用，也让全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作劁》中的单身汉朱驼子因为谣传“结扎是作劁”而遭到了“结扎”的惩罚。自尊心受损的朱驼子选择进城卖艺。他不仅加入了艺术团，还娶到了貌美的妻子。面对现代化的浪潮，满堂选择留守在乡村承包土地，朱驼子选择出走城市寻求出路，两者不同的决定也恰巧反映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主要的两种出路。《栽秧饭》与《乡音志》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栽秧饭》并非通过留守与出走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通过对比留守乡村的不同动因来呈现乡村文明的复杂性。《栽秧饭》中的秦疤子和牛子也是一组对比。在经历了食不果腹的年代后，他们两人化干戈为玉帛，长居在雨村。然而，他们留守雨村的理由却并不相同。秦疤子不出去打工是因为怕饿，而牛子选择在家种地是为了留住种地的手艺。两种乡村留守，前者是为了满足原始的肉体欲望，后者是为了留住现代的精神食粮，凸显出的是身体与灵魂上的碰撞。如果说《乡音志》《栽秧饭》将传统与现代剥离开来看，那么，《无神村》则通过迷信与文明的交织，意图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无神村》中的“我”从童年时便拥有看见亡灵、预测死亡的能力。因此村里人对“我”有所忌惮。当“我”的见鬼能力隐匿后，周大尚的三个孩子外出打工，对父亲不管不顾；万小玲的公公被她逼走、尸骨无存，万小玲却毫不在乎地吃喝玩乐。生活富裕起来的村民丑态百出：聚众赌博、儿女不孝、戏弄他人。为了让人有所畏惧。“我”睡在让人毛骨悚然的花坟园，成功地让村人重信了“我”的见鬼能力，人人对“我”再次充满忌惮，从此赌博风、不孝风，无影无踪，村里也因此而获评了文明村。当“我”虚假的见鬼能力被科学家拆穿后，村民又开始变得毫无畏惧。谁能想到，文明村的获得方式恰恰是通过一种不文明的方式，文明的维持不靠人心的慎独而靠迷信的鬼怪。“鬼”在《无神村》中也实则是在为道德代言，“鬼”的若隐若现实则呈现的是道德的沦丧与复归，并以此昭示农村文明的复杂往复。现代化裹挟下的农民在生活上获得了质的提升，而在精神上陷入了无限的空虚中，传统道德精神在物质至上的年代崩塌，韩永明试图呼吁的正是传统道德精神的复归。韩永明将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关系剥离成了三个交织复杂的维度，空间的、精神的与文化的：无论是选择留守乡村还是选择出走城市、是选择满足身体还是忠于灵魂、是选择沉醉迷信还是相信文明，不一而足都是农民在时代洪流下的个体选择，而农民的多样选择汇集在一起便能够将农村的复杂性揭破开来，这正是农村蜕变过程中所历经的必然阶段。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网址: http://www.zgncslsd.cn/qikandaodu/2021/0804/722.html